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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人生态度与文化渊源

时间:2014-2-20 16:21:50 点击:

  核心提示:杜甫不仅是成就卓越的诗人,而且是一位举世皆知的名人。他的影响不但表现在文学成就方面,而且表现对人生的透彻感悟以及思想情操、为人处世态度方一个人能否成功,态度起着关键的作用。有了积极的并不能保证事事成功...

杜甫不仅是成就卓越的诗人,而且是一位举世皆知的名人。他的影响不但表现在文学成就方面,而且表现对人生的透彻感悟以及思想情操、为人处世态度方一个人能否成功,态度起着关键的作用。有了积极的并不能保证事事成功。积极态度并不能保证他凡事心成,但肯定会改善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可是,相反的则必败无疑。思维态度决定人生的高度。无论在什么的境况下,在什么特定的环境中,人们都还有一种最自由,那就是选择自己的态度。

杜甫的人生道路是无奈的,曾有满腔豪情,自谓能立路,致君尧舜。但自到长安之后,厄运连连,当官官旺,为民缺吃少穿。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人,他要自然,因此有人说,在外力面前,他的人生取向有时呈软表现。我们认为,这个看法值得探讨,不能因此而否。杜甫的生活画卷,杜甫的所作所为以及他那永远闪芒的诗篇是他的人生价值所在,其人生态度是最引人的问题,研究他的人生态度对我们深入理解唐代乃至以后中国文人的特点是有帮助的。

一、主张积极入世,又不失灵活变通

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道家主张“无为”之治而消极,佛家主张“有为”之治而积极入世,前者悲观宿命,乐观进取。杜甫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座巍巍高峰,他绝世的才华和强烈的报国之心且欣逢盛世,本能大有,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但却未能如愿,仕途极为不杜甫的思想,渊源于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身”[1]

的儒家思想使杜甫积极入世,体现了中国古代分子的社会良知。在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士人读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入仕,即“学而优则仕”。入仕不仅能够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还可以改变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入仕成为萦绕在士人心头的头等大事。杜甫在 35 岁即天宝五年(746 年)入长安求官,次年玄宗诏令天下通一艺以上的士人到京就选。杜甫决定参加考试。这是一个以诗赋取士的时代,杜甫对这次考试充满希望,没有想到的是,落入由李林甫操纵的一场骗局,金榜题名指望落空,这次考试无一人及第。元结《喻友》《新唐书·李林甫传》《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纪三一对此均有记载。李林甫害怕草野之士对策时指斥他的奸恶,建议由尚书省长官试问。诗人元结等都去应了试。李林甫却上表称“野无遗贤”。一个全国范围的招贤考试,却连一个人才都选不出来,这在我国考试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这个事件对杜甫的打击是不小的,这等于断绝了杜甫通过科举而进入仕途的想法,但杜甫是一个不肯服输的人,同时又有着“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的宏伟抱负与“忧国忧民无已时,君圣民安死方休”(张忠纲序语)的拧劲,不得不选择另一条道路即干谒来报效国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杜甫在长安忍受冷嘲热讽,奔走于权贵之门,谒见王公大臣,想找到一条入仕的道路。不管他是怎样的委屈求全,怎样的忍辱负重,“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幸运之神还是不肯光顾。“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清人杨伦旁批道:“自是腐儒大言,在他人亦不敢说。”唐人往往敢说大言,李杜尤其如此。说他们是“腐儒”,就因为他们不知审时度势,对所处的时代与自身的环境缺乏清醒的认识。从杜甫的行为来看,更多地还是继承了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的执着。杜甫在求官道路上“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令人联想起屈原,的确,杜甫在精神实质上像屈原而不像一般儒家士大夫。“他们的那种追求理想、争取实现伟大抱负的执着精神和顽强意志却是不容轻视的,更何况这理想、抱负中还多少含有活国济人的进步因素。”[2]

体会这些诗句,确实能感到杜甫的一片真率诚挚,说明自己时时刻刻不忘记君国黎元的纯一精神和忠肝如火的情怀。天宝十载(751 年),杜甫迎合玄宗的兴趣,作了《雕赋》、《三大礼赋》,玄宗很赏识,召试文章,却一拖再拖,没有结果。后来杜甫又进《封西岳赋》等。在“野无遗贤”考试之前,开元二十三年(735 年)杜甫有过一次举进士不第的经历。举进士不第则应制举,应制举退下则献赋。他的谋仕方式具有“一次性”特点。一次失败,即不再试。要求一次比一次高,路子也一次比一次窄。他并不像许多世俗士子屡进考场,非考个进士不可,这足以说明他自视甚高,禀性倔强。直到天宝十四载,44 岁的时候,才被封为河西县(今云南祥云附近)的县尉,这是一个九品芝麻官,杜甫确实是感到委屈,没有赴任。改任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是一个看守兵甲器仗、管理门禁锁钥的官,与以往“窃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的理想相距甚远,虽有怨言,杜甫还是不得不接受了。

在谈到杜甫的人生态度时,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忠君爱国,人民性;受儒家影响,积极入世。确实,爱国思想是杜甫诗歌创作中的主旋律。这些,从以上事实分析,本也不错。但作为一个“集大成”的人,创作生涯从少年直至逝世时,杜甫的诗歌决不会只有一种色彩,思想也决不会是异口同声的儒家教条,一成不变的铁板一块。杜甫的一生仿佛水中的白萍,从南飘到北,由东浮至西,连一个固定的居所也没有。而在他浪迹天涯的历程中始终不变的是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在杜甫身上,除了虽身经颠沛流离而始终不忘君国苍生的积极入世精神,还有与之对立的隐逸成份,释道思想。在历史上,杜甫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认可,统治者需要这样一个“一饭未尝忘君”的“诗圣”,人民欢迎这样一位与他们心息相通的诗人。这让我们评说有些困难。这更说明了杜诗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隐逸思想大多皆因用世不得而产生,并且其产生有着这样的轨迹,即用世不得而转向愤世,愤世不过是徒然增加自己的痛苦罢了,于是又转向避世乃至于忘世。这在哲学上就表现为从孔子儒学走向道家庄学。”[3]

一个人要经受得住打击,用现在的话说叫“挫折教育”。杜甫是一个能够经受得住打击的人。开元二十三年,杜甫从吴越回到了巩县,再到长安去应试。这时他已经自许多为“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怀抱着扶危济世的愿望。希望能够考中,结果还是落第了。

这次考场蹭蹬,对杜甫并有没有什么打击。正像后来他安慰别人落第时所写的,不过是“暂蹶霜蹄未为失”(《醉行歌》)。在晚年写的《壮游》中对这件事有所记载,应试前杜甫很自负,“气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将前代大文学家们全没有放在眼里。但是却“忤下考功第”了。然而,这只是初试锋芒的挫折,他并未气馁得一撅不振,而是很快又振作精神,第二年,他就兴致勃勃到齐赵漫游去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引臂落鹙鶬。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甚至“快意八九年”,直到“西归到咸阳”。

无论做什么事情,良好的心态很重要。良好的心态是成功必不可少的基石。现在流行一句话:年轻没有失败,只要亮出你自己。或许正是因为年轻,杜甫才会有处变不惊、败而不馁的可贵素质。一个人若想在社会上生存,必须具备灵活变通的适应能力。综观杜甫的一生,很容易给人一种认死理的印象,似乎什么时候都是一个倔老头。其实不是。我们看《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几时杯重把,昨夜月同行。列郡讴歌惜,三朝出入荣。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严公,即严武,曾两度为剑南节度使。文才武略,品性与杜甫相投。宝应元年四月,肃宗死,代宗即位,六月,严武被召,可谓连奉三朝,此时,杜甫赠诗送别。“列郡讴歌”、“三朝出入”,这是杜甫做梦都想着的事,但看开了,也就没什么了。杜甫没有写出“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定风波》)的旷达之作,其人生态度也有通达的一面。一个人的一生,总要善于调节自己,要能进能退,能官能民,能贵能贱。总是汲汲于进取不行,弦始终绷得紧紧的,总有崩溃之时。当然,走向其反面也不行。儒、道思想各有所宗。《礼记·杂记下》曰:“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5]这首《重送严公》对自己生活的描述,虽有些悲切凄楚,但心态是好的,是正确的,对人生领悟得很透,以至于有归隐田园之意。其实,杜甫早就有归隐田园之意。“困守长安的十年里,在杜甫的内心或所作的诗作中,主要就交织着两个矛盾的主题:一是积极干求,希望有权位者汲引自己;一是要高蹈避世,去过远离政治的隐逸生活。”[3]

杜甫前后两次落第,其性质是不同的。第一次是发挥不佳,属于偶然因素,第二次做了“野无遗贤”阴谋的牺牲品,属于必然因素。困守长安十年,求仕效果一般,尤其还要蒙受一些非亲历者难以想象的屈辱,这对于一个自尊心很强的读书人来说,心理压力不能没有。《醉时歌》、《白丝行》、《贫交行》等作品都是这段时间心理状态的描述。满腹经纶而找不到用武之地,积极进取的济世之志屡屡受挫,苦闷和激愤使杜甫经常萌生退而归隐的念头。应制举落第第二年,杜甫在《奉赠韦左承丈二十二韵》表示自己“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要去过“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的退隐生活。另外还有《重过何氏》其五、《曲江三章章五句》其三、《玄都坛歌寄元逸人》、《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等都流露了隐逸思想。可以用天宝六载(747七)杜甫赴长安应制举的时间为界,将杜甫一生的隐逸思想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杜甫前期的求仙隐逸思想以道家成份为主,原因是受了道教热情很高的道教徒李白的影响,杜甫隐逸的第一步即迈入了炼丹求仙的道家路上。杜甫后期的隐逸思想中道家因素减少,释家思想因素增大,入蜀后诗中流露欲皈依空门的篇目更明显增加,“漂然薄游倦,始与道侣敦”(《赠蜀僧间丘师兄》),和释子的交往更多了,甘于淡泊不为物役,新到一地,常去寻访当地的高僧,“游寺可终焉”(《回棹》),往往流连忘返。杜甫退隐思想在陇右诗中表现非常突出。陇右诗作中尽管到处弥漫着悲伤愁苦的色彩,但只要一说隐士和归隐,诗人就会情不自禁地表现出一种深切的向往之情,流露出一股轻松的情致。这些足以说明杜甫人生态度是多元的,也体现了杜甫诗歌的复杂与多样。

二、笑傲苦涩的人生

常言说生活中总有不如意的事,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杜甫一生颇多悲愁,然而他却能将一己命运融入广阔的社会人生,并且超越时空,获得了永恒。在杜甫的生涯中,又上又下,真可谓闯荡四方。我们确确实实能感受到江湖之险,有政坛上的刀光剑影,有考场上的风雨历程,有战场上的两军厮杀。坎坷从来人人有,各人坎坷不相同。一是坎坷的内容、方式不同,二是各人对坎坷的态度不同。我们看陇右诗中的五律《空囊》。陇右地区位处黄土高原西部,界于青藏、内蒙、黄土三大高原结合部,自然条件独特。唐肃宗乾元二年(759 年)秋,杜甫辞去华州司功参军之职,携眷来到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在秦州生活了三个月左右,又移居同谷(今甘肃省成县)。在同谷住了约一个月时间,为饥寒所迫,不得不离开同谷入蜀。杜甫陇右的几个月,饱经流离贫困饥寒之苦。在杜甫的一生,759 年是他最艰苦的一年,顶着政治失意和生活穷困的双重压力,创作热情不减,四个月写下了《秦州杂诗》等近 120 首诗,差不多每天一首。《空囊》诗为:“翠柏苦犹食,晨霞高可餐。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作者在秦州同谷生活极苦,诗即作于此时。首联写生活困顿,无钱购买食物,只得餐霞食柏。语出《列仙传》“赤松子好食柏食。”司马相如《大人赋》“呼吸沆瀣餐朝霞。”另一层意思是虽饥寒交迫仍不同流俗,心胸开阔。这时杜甫艰苦异常,《乾元中寓同谷县作歌七首》中我们知道,诗人终日拾橡栗充饥,有时到山里挖掘黄精(野山姜),但天寒地冻,雪盛无苗,空着手回来,儿女饿得只是啼哭。这联诗在调侃之中,表现出顽强的意志。颔联谓时人均以卤莽而苟得富贵,自己直道而行,自宜艰难穷困相属。这两句写囊空的原因,“世人共卤莽”等于“众人贵苟得”,卤莽,粗疏也,谓时人不分是非,自己不肯同流合污,吃苦自属当然了。这个意思深得老庄精髓,有庄子情操。颈联说因为无食而“井晨冻”,少穿而“床夜寒”,可谓一贫如洗。尾联说为了面子,所以留着一个小钱看看衣袋。诗人善于用幽默的口吻写自己的苦况,这是一例。秦州的三个月,正是七、八、九三个月,天气渐渐寒冷,一家老小没有安身之处,想找一个地方盖一个茅草屋的愿望也难以实现。离开秦州迁居同谷(今甘肃省成县)之时,诗人写到:“百川日东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漂荡,何时有终极?”(《别赞上人》)。当时迫使杜甫离开秦州的主要原因是衣食问题。杜甫放弃华州司功参军的官位以后,老家洛阳回不去,京都长安去不了,拖家带口,辗转西行,客居秦州,“要求阳冈暖,苦涉阴岭冱。”(《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本指望安顿下来,准备好了要在天水这个地方度过晚年的,但没有一面向阳的坡地让老人自得其乐,没有一间遮风挡雨的草屋让老人安度残年。无奈,年底又为生活所迫,取道剑门入蜀。“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杜甫《秦州杂诗·之一》)我们似乎看见一个年近半百而又背井离乡的老者蹒跚的身影,迈着略显犹豫怯懦的脚步,他口中缺食,身上少衣,身后是被战火焚烧的家园,是默默地跟随自己大半生的妻子,眼前是难以猜度、充满了苦痛与艰险的漫漫长路,是至爱着的同时也爱着他的但不得不忍饥挨饿的儿女。他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几似乞丐。贫困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被贫困压倒。在这样的困苦中,能够写出《空囊》这样笑傲生活的作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是需要一点生存的智慧和勇气的。如果我们能持有杜甫的生活态度,我们便可以轻松地去承受一切苦难和失意。明天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依然美好。

说起杜甫,人们最先想到的便是沉郁顿挫,仁民爱物,每时每刻都忧国思君。作品基调悲歌慷慨,人生态度也一定是严肃、深沉而认真的。李白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杜甫没有。有人可能还想,杜甫会笑吗?笑得起来吗?其实不一定。朱光潜先生说:“丝毫没有谐趣的人大概不易做诗,也不能欣赏诗。诗和谐都是生气的富裕。不能谐是枯燥贫竭的症候。枯燥贫竭的人和诗没有缘分”。[5]

杜甫有一部分诗是“不以为悲,反以为乐”的悲剧式调侃。比如,河西县尉没有赴任改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之后,杜甫写了一首《官定后戏赠》:“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飚。”前面讲过,杜甫怀着从政出仕的愿望,在长安一共等了十年,十年的光阴完全可以把一个人消磨得面目全非。这段期间,他对唐王朝的政治经济等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他目睹了官僚贪婪奢侈的生活,目睹了最高统治者扩边政策下人民所遭受的欺压。其个人生活陷入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顿,受尽了冷遇和白眼,有时“日籴太康五斗米”(《醉时歌》),《投简咸华两县诸子》对生活的穷困有确切的描述,“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纵然贫困,杜甫也不愿意离去。越是见到社会凋敝,人民困苦,他越是希望有机会为改变这一现状尽到力量。云南的河西县尉也好,京都的右卫率府兵曹也好,都有点啼笑皆非。《官定后戏赠》是赠给自己,属于自嘲,我看也是嘲他。“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表面是说我这辈子好喝两口酒,总得有个地方弄俩酒钱吧。多亏这个圣明的朝代,我才可以没有顾忌,纵情狂歌。这是话中有话。“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这是写没有就任的原因:天子脚下的京城总比天高地远的而又“凄凉”的河西县安逸一些。杜甫根本不是一个贪图享受的人,真是一肚皮牢骚。一股无可奈何的悲凉,脸上虽挂着笑,却憋了一肚子火。带着一脸沧桑苦笑的人永远不会被生活击垮。杜甫真是笑傲坎坷的大师,说这样的作品将最高统治者作为笑傲的对象也不为过。

在杜诗的众多题材中,象这样从出人意料的角度表现对生活看法的作品是占有很大比例的。《官定后戏赠》是赠自己,有时又借他人说事。穷愁潦倒、凄凉折腰的自然不止杜甫一人,而讥嘲与自己处境类似的友人正可借题发挥。像《戏简郑广文虔兼呈苏司业源明》、《戏题寄上汉中王三首》等,伤离感故,凄楚动人,表面上忍俊不止,幽默调侃,骨子里却愤世嫉俗,孕育无限的辛酸。郑虔郑广文是杜甫的老朋友。天宝年间,郑虔任国子监广文馆博士,其时杜甫亦居长安,两人交往既密相知也最深。郑虔诗画俱佳,史载他曾写诗并画献玄宗,玄宗赞“郑虔三绝。”但这样一位“才名三十年”的老牌名士在号称盛世时代却窘困不堪,令人酸楚。真是 “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醉时歌》)这类作品属于“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于失意中见出傲骨,在哀怨中显出欢乐,从艰难发出笑声。杜甫《狂夫》诗云:“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风含翠筱娟娟净,雨红蕖冉冉香。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欲填沟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文化上的狂者是社会的异端,是平庸的掘墓人,他们以不寻常的人生态度,蔑视既有秩序,具有强烈的创造精神。“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李太白,狂士也。”(苏轼《李太白碑阴记》),杜甫诗歌中有多处写到自己的“狂”,“盗贼狂歌外,形骸痛饮中。”(《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林》),“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醉把青荷叶,狂遗白接离”(《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八),“狂歌过于胜,得醉即为家”(《陪王侍御宴通泉东山野亭》)等等。杜诗里没有剑胆琴心,杜甫也不会神功盖世,但读这些句子,却有听电影《笑傲江湖》主题歌“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黄《沧海一声笑》)的感受,那笑傲生死的从容,让我们身上产生一种激情燃烧的感觉。艺高人胆大。杜甫之狂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自己诗歌才能的自负与自傲。落魄京城到处干谒求官,但《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却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丝毫不见乞怜之态,只有少年气盛。杜甫在政治上同样非常自信,自比稷契,志向高远。“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壮游》),应该指出,杜甫全部作品狂笑狂歌狂气弥漫于各个时期。第一次进士不中,他毫不挂怀,放荡齐赵裘马清狂。成年时,仍不改狂性,据任华《杂言寄杜拾遗》诗描写他在长安时期以及后来的行为:“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诺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朗官丛里柞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如今避地锦城隅,幕下英僚每日相就提玉壶。半醉起舞捋髭须,作低乍昂旁若无。古人设礼但为防俗士,岂得为君设之乎!”这与李白醉卧长安天子呼来不上船简直没什么两样。狂气不是世俗人眼中的举止反常,而是一种道德评价,是一种综合的立体的文化精神。耽酒狂歌昏昏度日实际是对那个社会的消极抵抗。清人蒋弱六言“嬉笑之言过于恸哭”(《杜诗镜诠》卷二引)。或者说这是参透人生、笑脸面对悲苦境遇的豁达与艺术。“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寄题江外草堂》),甚至“一月不梳头”(《屏迹》),“地僻懒衣裳”(《田舍》),杜甫这样的不羁之行,让我们联想到魏晋狂士嵇康四十天不洗头和刘伶裸身的放诞之举。有人认为:“杜甫是狂人,然而与魏晋狂士阮籍相比,杜甫的狂表现为政治上的狂傲,阮籍的狂则多表现为‘痴’,即对礼的亵渎。二者的形成均有其社会原因。杜甫亦具有闲逸情调。与陶渊明相比,陶选择闲适的田园生活是选择生命的永恒价值,而杜甫则为关心政治之余的闲适生活体验。”[6]

杜甫的酒后狂歌,笑傲当时,主要是在仕途失意和飘泊无定时的心迹表白,“这个世界满目疮痍,到处是灾祸啊!”(伏尔泰《老实人或乐观主义》)处在那么一个时代,情愿承担一切苦难,并以一种旷达的心境表达出来,表现了诗人在命运坎坷的时候不甘屈服的倔强精神,是化解人生不如意的一种有效手段。杜甫的悲剧人生,除了个人的文化因素之外,还有其特定的时代蕴涵。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入世与出世是两种不同的人生之路,杜甫的悲剧,就是徘徊在人不能出而又不得出的尴尬地带。冯至说:“杜甫的一生是一个不能避免的悲剧,尤其因为当时封建的统治阶级只把诗人看成他的清客和帮闲,看成他的点缀,从来不能容忍他充作人民的喉舌,谁的诗歌里有人民的声音,谁的生活便会受到冻馁的威胁。”[7]

心理学告诉我们,不如意时要懂得释放情绪,积压心中于身体不好。但怎样释放,却涉及个人的思想修养,文化个性,脾气禀性。苦难是人生的财富。能够品尝失败的苦涩,这是一种难得的境界,也是人生的乐趣。

三、长怀恻隐之心

“恻隐之心”最先是由孟子言明,孟子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恻隐之心为仁的思想。他是通过一个人看见匍匐将入井的无知孩子所不由得产生的感情,而把这仁端亲切指点给后人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恻隐之心”的基本特征是它蕴含着揪心的痛苦,是对他人的一种忧虑、担心和关切,是对他人痛苦的同情。说中国古典诗词有一半是写别离的也不过分。杜甫离别诗赠人诗很多,有部分是劝戒别人应该具有恻隐之心的,《又呈吴郎》便是。全诗为“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中。”

大历二年(767 年),杜甫从夔州的西迁居东屯,西草堂让给刚从忠州来的一位亲戚吴郎居住。杜甫到东屯后,想起一件事须向吴郎交待,草堂西边住着一个孤苦无依的妇人,平时她常来扑打草堂前的枣子充饥,杜甫从不阻止她。吴郎来到之后,马上在枣树周围插上篱笆。杜甫得知后,就写了这首诗去劝阻,希望吴郎也不要禁止妇人打枣才好。这是写作缘起。“又呈”是因为前不久杜甫已写了一首《简吴郎司法》的诗。首联单刀直入,揭示诗的中心。说自己在西居住的时候,枣熟之后是任凭西邻来打的。题为“呈吴郎”却先写自己,既为后文劝说吴郎埋下伏笔,又与尾句“正思戎马泪盈中”呼应,表达对战乱年代人民的同情。仅凭首联两句,便可体味到诗人缠绵悱恻的情怀。仇兆说“无食无儿一妇人”一句“含四层哀矜意,通章皆包摄于此。”贫穷无食,一层;无儿无女,二层;孤苦伶仃,三层;老年妇人,四层。颔联说老妇人常来打枣,不是因为贫穷哪会有这种举动呢?正因为害怕遇到主人的斥责而心存恐惧,所以对她更应该和气亲近。“恐惧”二字,体贴甚深。颈联转到最关键的问题上来。措词婉转而内容却丰富。“远客”指吴郎。萧涤非先生解释说:“妇人一见你插篱马上就提防或疑心你拒绝她打枣,虽未免多心过虑;但你一住下便插上篱笆,却也很象是真的拒绝她呢。言外便见得你这位远客大有不体贴处,难怪她疑心你。为了顾全吴郎的面子,使他容易接受意见,不正面戳穿吴郎的意图,却反而说妇人多心,这话是说的十分委婉,也是煞费苦心的。”[8]

杜甫真是一名化解矛盾的高手,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尾联从妇人写到社会,抒发诗人关心人民疾苦的心情,扩展了诗的思想境界。以七律代书简,极尽曲折,说理透彻,读来亲切感人,仁者之心,莫过于此。

杜甫是一位“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诗人,在西和东屯的时候,除了“枣熟从人打”(《秋野》五首之一)之外,还常常“药许邻人斫”(《归溪上简院内诸公》),“拾穗许村童”(《暂往白帝复还东屯》),“子美于君亲兄弟,朋友黎民,无刻不关其念。”(清人吴乔《围炉诗话》卷四)。诗讲含蓄,有限的字句中饱含着作者无尽的情感,读这首诗,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扬杆打枣巍巍颤颤心神不安的情景令人心碎。更让人感动的是,一位在朝廷做过事的人竟然对地位最低的下层劳动妇女给予这样的同情,真是难能可贵。诗人这么怜惜穷苦百姓的生活,自己也穷困潦倒,写出《又呈吴郎》四年后,因贫病交加死于一条破船之上。恻隐之心被古今中外看作是“仁之端”,是道德的萌芽,具有证明人性善的巨大意义,有没有这种恻隐之心是不一样的。在《悲惨世界》中,当身为市长的冉阿让默默地扛起压在车夫身上的马车的一瞬间,在面临失事危险的飞机上,周恩来总理把救生衣脱下穿在一个小女孩身上的那一刻,当杜甫在自己的房子为秋风所破吟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一千古佳句的时候,无不生动地诠释着上述观念。值得一说的是,杜甫的许多作品都是诗人恻隐之心的体现。人常常以万物之灵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而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重要依据乃是人实现了对动物恃强凌弱弱肉强食生存法则的超越。杜甫对百姓的爱,还体现在他对人性中善良美好品质的发现和赞赏,用人与人之间无私真挚的感情,给残酷的战争岁月掺入了一丝值得纪念的温馨,比如“三吏”、“三别”中让人敬佩的老妪和新娘等。再看展示他浩然胸怀和博大痛苦的名篇《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是杜甫五律名篇,前人曾誉之为盛唐五律第一,仔细品赏,觉此盛誉当之无愧。不只在精湛技艺,更在诗人博大而无私的忧国爱民之情怀。杜甫这一生,经历过无数的风雨和接二连三的病痛,几乎从来没有赢得过鲜花与掌声。翻开杜甫诗集和年谱,我们知道诗人一生大多数岁月都是在流寓漂泊的境况中度过的,而其精神状态也始终处于“游”的寻觅之中,但此游并不“逍遥”。《登岳阳楼》成于诗人逝世前一年的一月间,杜甫虽年仅 57 岁,但长年的漂泊流离生活已使他身体衰弱不堪,他右臂偏枯,耳朵失聪,还患有慢性肺病,全家人住在一条小船上,凄苦不堪,贫病交迫,来至岳阳,终于实现了登岳阳楼以观洞庭的夙愿。历代文人一旦思及宇宙之大生命之短人生之飘渺不可把握的哲学问题之后,便或遁入空门或隐居深山或及时行乐,杜甫没有逃避现实,而是急国家之所急,悲百姓之所悲,恻隐之心达到了生命的端点。

杜甫把仁爱之心推广到天下苍生乃至天地间一切生命。不仅对人,杜甫还对自然物具有怜悯之心。比如,夔州饮食偏重于鱼类,“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诗人对以鱼为主要食物极不适应,对成批扑杀鱼类感到极为痛心,恻隐之情顿生。是否具有恻隐之心关系到人格的提升与完善。“恻隐之心,仁也。”而仁则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根据。据此孟子说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也就不奇怪了。我们或许不能完全赞成孟子唯道德主义的主张,但恻隐之心在人的修养中的位置,对人格完善所起的作用则是不能忽视的。恻隐之心是在人的心灵中汩汩流淌的善良情感的甘泉,它滋润着人的心灵不至变得冷酷,它使人具有仁爱之心、悲悯情怀和高尚的动机。杜甫目睹村落的荒芜而心急如焚,“罢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柴扉虽芜没,农器尚牢固”,“谁能扣君门,下令减征赋”。然而,诗人在有生之年最终未能看到他期待的局面出现,国内军阀混战依然,人民生灵涂炭如故。“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这是诗人在他的绝笔中对祖国和人民发出的最后的哀声。在中国文学史上,象杜甫那样一生为民请命,与民同悲喜、共患难,像他那样推己及人,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诗人又有几人?正因为人生态度中始终怀有恻隐之心,所以杜甫一直与人民心心相通,赢得了人民诗人的崇高称号,并且达到了人格的超越。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白居易)杜甫作为唐代一位十分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人生态度给后人以巨大的影响。和屈原庄周相比,他们的现实生存境遇都可谓悲苦有加,因此三者都始终在追求着超越,但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超越的方式和特征上迥然有别,屈原以极端的方式结束生命,庄子鄙视荣华名利,企图进入一个没有时空界限,无今古无死生的童话世界,杜甫心系社稷,胸有苍生,与人民同生死,共命运,其不朽的诗歌和渊源有自的人生态度将永远得到人们的敬仰和仿效。

作者:易代网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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