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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论文】李绅诗歌初论

时间:2012-2-28 12:31:42 点击:

  核心提示:第一章 李绅人生及诗风的转型“什么时代产生诗人?那是经历了大灾难和大忧患以后当困乏的人民开始喘息的时候,那时想象力被伤心惨目的景象所激动,就会描绘那些后世未曾亲身经历的人所不认识的事物……而在那样的时...

第一章  李绅人生及诗风的转型

“什么时代产生诗人?那是经历了大灾难和大忧患以后当困乏的人民开始喘息的时候,那时想象力被伤心惨目的景象所激动,就会描绘那些后世未曾亲身经历的人所不认识的事物……而在那样的时候,情感在胸怀堆积、酝酿,凡是具有唳舌的人都感到说话的需要,吐之后快。”[1] 李绅就是在这样的大时代产生的一个具有特殊气质的诗人,我们了解他的生平以及各个时期的创作,这对于我们研究他的诗及他的风格都有较大的帮助。

1.1    李绅人生的起落与诗歌创作

    1.1.1李绅的人生

 诗歌作为艺术,它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它寄托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它将具体的生活,与作者的思想感情结合起来再结合诗人的艺术表演风格,从而以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要讨论李绅诗歌风格特色与思想内容,我们就必须先来了解一下李绅的人生经历。李绅的人生经历大致如下:

李绅,(公元772-846)字公垂,中唐著名诗人。“李神,字公垂毫州瞧县人[2]。大历七年(公元772)出生于梅里抵陀里(今无锡县东亭长大厦村)。于会昌六年(公元846)卒于扬州,后归葬于故乡无锡,享年75岁,溢号文肃。

“李绅者,本赵人。”[3],这是说,李绅的祖上本来是是赵州人(今属河北省), 据史科记载,魏晋以后,赵郡大姓李氏就分成了三支,即所谓的“东祖”、“西祖”与“南祖”。而“南祖之后有善权,后魏谁郡太守,徙居憔”[4]故可以确定,李绅本是山东的望族赵郡李氏的后人,祖上曾经迁居毫州的憔县(今安徽毫县),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因其父李晤,十分的喜欢无锡的风土人情,所以就将全家都迁到了无锡的梅里抵陀村(今天的东亭长大厦村)居住。根据《旧唐书·李绅传》中曰:“本山东著名姓。高祖敬玄,则天朝中书令,封赵。图文宪公,自有传。祖守一,成都郸县令。”[5]与《新唐书·李绅传》中曰:“李绅,字公垂,中书令敬玄曾孙。世宦南方,客润州。”[6]这都说明,李绅的祖上本是山东的望族,祖父辈也都是地方官员,出身非凡:其曾祖父李敬玄,在武则天朝时,曾官至正一品中书令,被封为赵国公。其祖父李守一,也曾经出任成都郸县令。而其父李晤,更是历任金坛、乌程(今浙江吴兴)与晋陵(今江苏常州)等多地县令。

李绅,虽然出身于官宦世家,但童年却是孤苦与凄凉的。据《旧唐书》本传“六岁而孤,母卢氏教以经义”[7]。这就是说在李绅还只有六岁的时候,父亲李晤就离世了。于是由卢氏教授其诗文经义。但这样的好景也不长久,在李绅九岁时,他的母亲卢氏也离世了。使得李绅在不满十岁,小小年纪就父母双亡,从此成为一名孤儿,由其亲长兄李继照料。

这样的家庭出身与成长环境,再加上李绅从小就天资聪慧,六岁就能作诗,到青年时期就己经非常有才华,其诗歌于乡民口中流传于世,“绅形状吵小而精悍,能为歌诗。乡赋之年,讽诵多在人口” [8]。而且从小就耳闻目染于梅里浓厚的吴文化的气息与泰伯的至德高风,李绅十五六岁到惠山寺中苦读诗书时,就立志要再续家辉煌,并开始研习古近体诗。“绅读书惠山,少苦贫。每有著述,潜取寺中佛经,窃识其后。”[9]“为人短小精悍,于诗最有名,时号‘短李’。苏州刺史韦夏卿数称之。”[10]

李绅从二十五岁起,就开始进京应试,但前几次都以名落孙山结束。到德宗的贞元二十年(804),他再次赴京应试也未高中,但这次他认识了同样是落榜生的元镇。元镇是长安人,比李绅小七岁。这次进京应试过程中,李绅应元镇的热情缴请,寓居于元镇住处。宪宗元和元年(806),李绅又一次进京赴考。这次与他同考的除了好友元棋外,他还认识了与他同龄的太原考生白居易,三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态,并从此成为一生的挚友。“元和初,登进土第,释渴国子助教,非其好也。”[11]故而前期诗歌,李与元、白风格相似。到了元和元年(806),李绅在其三十五岁时,才考中进士。后补国子监助教,从此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并注定他的一生将会大起大落,时而被贬,时而受到重用的戏剧性的人生,这样的人生经历最终影响了他的文学主张与诗歌创作,故而在不同时期形成不同的风格特色。

他的官场生涯主要时期:

第一个时期, “东归金陵,观察使李绮爱其才,辟为从事。绅以铸所为专态,不受其书币,绮怒,将杀绅,遁而获免。铸诛,朝廷嘉之,召拜右拾遗。” [12] 元和元年(806)考中进士之后,离开长安(今西安)至金陵(今南京),到浙西观察使李铸府中,任书记官。到了第二年(807),三十六岁,李铸因想谋反,想李绅草檄文稿,但李绅因为坚决不从,下到狱中。到了李铸造反失败被杀之后,李绅才被释放出来,他就再次回到无锡惠山寺读书。

第二个时期,由于李绅曾经反对过李锜,朝廷嘉奖他的胆识与气节,到了元和四年809),三十八岁,回到长安被任命为校书郎,从此,李绅就正式进入了跌宕起伏的仕途生涯之中。在这个时期,他创作了著名的《乐府新题》二十首,并与元棋、白居易一起倡导乐府新诗体,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新乐府运动。到了元和九年(814)迁国子助教,十四年(819)改山南西道观察判官,官致右拾遗内供奉。这是李绅第一个辉煌期,也是他诗风最能保持真本色的时期。

第三个时期,元和十五年正月(820),宪宗李纯崩,太子李恒继位,是为穆宗。未久,穆宗召右拾遣李绅为翰林学士,与李德裕、元棋,同在禁署时称“三俊”。这二李、一元“情意相善”,[13]后来又于长庆元年(821年),迁右补闽,加封为司勋员外郎,知制浩。到了第二年,又被任命于中书舍人承旨,可以说是春风得意。但后来因为与李德裕交厚,卷入牛李两党之争。受到奸相李逢吉的排挤,被改任为御史中承。出任外官,为江西观察使,但马上又被改任为户部侍郎。                             

第四个时期,到了长庆四年(824),敬宗即位后,由于李党失势,李绅受到牵连,被贬为端州司马,前往端州(今广东肇庆)任职。到宝历元年(825),又被移命为江州长史。到文宗太和二年(828),任命为滁州刺史,第四年(830)改任为寿州刺史,七年(833)入为太子宾客,分管东都事务,这是李绅的流放期,也是他一生的最不得意的时期。

第五个时期,到了太和七年(833),由于李党再次掌权,李德裕被任命为相,故而着手起用李绅为任检校左散骑常侍,补浙东观察使。到了太和九年(835)又官复太子宾客,分管东都。开成元年(836),李绅改拜河南尹(管理东都洛阳的长官),检校礼部尚书,后来又被马上又任命为汁州刺史,更被升为宣武军节度使,兼检校吏部尚书。并于开成三年八月(838),编成《追昔游诗》3卷,亲自为其作序。他在诗序中述说了其从少年时期起至开成三年止的自身的经历与见闻。到了开成五年(840),武宗即位后,他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会昌二年,拜中书侍郎,并兼任门下平章事。继而又晋升为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加封赵国公,在武宗朝,李绅曾居相三年,后来他因为中风“足缓”辞位不任,但还是仍官居淮南节度使。这是李绅的第二个辉煌期,也是李绅官途的最后时期。[14]如果,我们一定要来描述一下李绅的形象的话,那就引用一句李绅的诗“我无工巧唯无私”。  

1.1.2李绅的诗歌创作时间表

我们现在可以从各种典籍中整理出来的李绅诗歌,从数量上看,李绅共95, 总计为157首,其中《全唐诗》卷480483存诗四卷,127首,《追昔游集》三卷,69,106首,杂诗一卷, 21首。后来又从其他典籍中又考证李绅诗出30首。这些数字虽比不上大家,但从中我们应该可以看出诗人的创作概貌,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到,李绅早年所作的二十首新题乐府和晚年所作的诗稿大多早已散佚。从其存诗的数量上来看,李绅后期于贬滴、迁徙途中所作的诗歌,占了李绅诗的绝大部分。就其在朋党相争的沉浮之中所创作的诗歌数目就高达92篇之多。现将李绅存诗统计分为几个大阶段:

元和四年809)前:《乐府新题》二十首,大多已散佚,《悯农二首》(《古风》二首)、《莺莺歌》四首、《华顶》、《答章孝标》及试帖诗《山出云》等;

长庆四年(824)被贬端州后:《过荆门》、《涉沉湘》、《至潭州闻猿》、《逾岭娇止荒卿抵高要》《江亭》、《闻猿》、朱模花》、《红蕉花》《忆汉月》、《端州江亭得家书二首》等;

大和七年罢寿州刺史就任太子宾客和出任浙东观察使时:《寿阳罢郡日》(今存八首)、《宿扬州》、《初秋忽奉诏除浙东观察使检校右貂》、《早渡扬子江》、《过吴门二十韵》、《过梅里》(七首)、《渡金陵十六韵》《杭州天竺灵隐二寺二首》《七年初到洛阳寓居宣教里时已春暮而四老俱在洛中分司》等;

大和九年再次任太子宾客,离开浙东赴任途中:《宿越州天王寺》、《却渡西陵别越中父老》、《却到浙西》、《姑苏台杂句》、《开元寺石》、《苏州不住遥望武丘报恩两寺》、《回望馆娃故宫》、《皋桥》《真娘墓》、《却到无锡望芙蓉湖》(五首)、《鉴玄影堂》、《别石泉》、《别双温树》、《重别西湖》《毗陵东山》、《建元寺》、《却到金陵登北固亭》《望鹤林寺》、《宿瓜州》、《入扬州郭》、《宿扬州馆》、《州中小饮便别牛相》、《却过淮阴吊韩信庙》、《却入泅口》、《重入洛阳东门》等;

开成二年秋到三年八月,在宣武节度使任上,编定《追昔游集》3卷,亲自为其作序:《南梁行》、《趋翰苑遭诬构四十六韵》、《忆春日太液池亭候对》、《忆夜直金奎殿承旨》、《忆春日曲江宴后许至芙蓉园》、《忆过润州》、《忆登栖霞寺峰》、《忆万岁楼望金山》、《新楼诗二十首》《奉酬乐天立秋夕有怀见寄》等

李绅前期诗作不多,主要是元和四年809)前的诗作,这个时期的诗作大多是属于通俗一类的诗作,从长庆四年(824)被贬端州后到大和九年间的诗作主要是写其自身遭遇、他在任上的功绩与企盼皇帝的诏书等诗歌,晚年编辑的《追昔游集》大多收录其中年之后的作品,没有收录《乐府新题二十首》。

1.2李绅诗歌风格的数次转型

作为第一个写乐府新题的诗人,一个被视为悯农诗代表的诗人,一个一生诗作体现出不同风格的诗人。如果我们要想真正的了解和研究李绅的诗歌,回顾其创作历程,也将成为我们研究另一个必不可少的开端。我们就不难发现,在几十年的诗歌创作过程和现存的150多首诗歌中,李绅经历了多次创作道路上的转型。在其转型的背后,不但反映出了中唐时期的风云变幻与官场浮沉,也体现出了中国仕士的命运,还为我们仔细解读李绅诗歌的创作特色,以及研究中唐诗歌的格调提供了基础。

作为宪、穆、敬、文、武五朝的比较重要的诗人,李绅诗歌的主要风格是什么?

本文认为,主要是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通俗浅切、明白如话批判现实的;另一种则取自南朝文人遗风而形成的偏重典雅、繁艳和深邃抒发情怀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以下,且分李之通俗易懂批判现实的诗风,李之抒发一几情怀诗风来分别论述。

1.2.1通俗易懂批判现实的诗风及其形成原因

在中唐诗坛拥有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在新乐府运动中更是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年轻诗人。除了白居易成就瞩目外,张籍、王建、李绅、元稹等人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实际上,新乐府运动正是因为张、王、李等人的创作开始的。[15]

张籍与王建是好朋友,而且两人的诗风和思想十分接近,他们在白居易之前就有大量的乐府诗著称于世,史称“张王乐府”。两人是白居易以外的在新乐府运动中成就最大的两个诗人。创作的高峰时期在张王之后却在元白之前。自创新题写乐府始于杜甫,但明确冠以“新题乐府”之名而与“古题乐府”相区别,李绅则是第一人。他曾一气呵成写了《新题乐府二十首》,元稹和诗12首,白居易随即写就《新乐府五十首》,才将新乐府运动推向高潮。可见李绅是新乐府运动的直接发起者之一。可惜他的原诗20首不传、流传至今的几首,因诗题不类乐府,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未予收录。今人读之却以为是地地道道的乐府,而且是乐府中的杰作。[16]

1.2.1.1通俗易懂批判现实的诗风

本文在前一章节,将李绅的诗作进行了分期介绍,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到李绅早期诗作大多已散佚,他的《乐府新题》二十首,因其自编的《追昔游诗》3卷中不知何故没有收录,到如今我们也无法见到原作,可证的大约只有我们从小就学的《古风》二首(即《悯农二首》)了。除此之外,我们现在可知的李绅早期诗还有与元稹写作的《莺莺传》唱和的《莺莺歌》四首,元稹在他的《莺莺传》中说:“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 因为元稹的《莺莺传》写作于贞元二十年,则可以考证出李绅的《莺莺歌》的写作时间应当在贞元二十年或在这之后不久。试帖诗《山出云》一首,据记载此诗是李绅在元和元年,考举进士时的试帖诗。《华顶》作于贞元十六(或十八)年,《答章孝标》作于元和十四年左右。

不管是《古风》二首《莺莺歌》与《山出云》等,这些诗所体现出来的的通俗化倾向十分的明显。首先这些诗作都不用典,语句直白易懂,通俗如话朗朗上口,如: “假金方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十载长安得一第,何须空腹用高心。”[17]纯用白话,开头两句更像是打油诗,再如“呜呜阿母啼向天,窗中抱女投金钿。铅华不顾欲藏艳,玉颜转莹如神仙。”[18]是歌行体的白描手法,语言通俗易懂;其次这些诗作也都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而单纯以真挚的感情来打动人心。如谁知盘子餐,粒粒皆辛苦。”“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再如“河桥上将亡官军,虎旗长戟交垒门。凤凰诏书犹未到,满城戈甲如云屯。家家玉帛弃泥土,少女娇妻愁被虏。出门走马皆健儿,红粉潜藏欲何处。” [19]用小说笔法描述故事的背景、渲染乱兵临城的气氛,描写家家妇女惊慌失措的心理,[20]虽写战乱,而属意不在战乱,故意趣殊少悲感。与后来白居易所作《长恨歌》相比,虽然铺叙不及后者委曲详尽,但像这样用长诗铺排故事的作法,则与元稹的《会真诗》、《梦游春》,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一样,是长篇歌行通俗化的一个重要表征。[21]再者,这些诗作诗体又多为五言四句,但诗作所体现出来的感情却博大深厚,这只有心怀天下者才能有的。如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子餐,粒粒皆辛苦。[22]诗歌的语句平淡而又感情极为沉痛。故《唐诗纪事》记“绅初以《古风》求知于吕温,温见齐煦;诵其《悯农》诗……又日:‘此人必为卿相。’果如其言。”[23]

虽然李绅新题乐府诗作大多已失传,但从元稹的《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的《序》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李绅的首创地位,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李绅的二十首新题乐府诗应当是反映人民现实生活,批判社会现实的批判诗,“雅有所谓,不虚为文,” “予取其病时尤急者,列而和之,” 指出李绅的创作是有的放矢,不作无病呻吟。指到的“病时”应当是指李绅能及时的指出统治者的过失,大声斥责社会存在的弊病。另从元、白的和诗中也可以推测李绅《乐府新题》二十首的主要内容,象《上阳白发人》《西凉伎》等诗的内容可能就是李绅关注的内容,也许更有可能就是李绅原题。这都说明李绅诗是勇于批判现实的。

《旧唐书》本传他“乡赋之年,讽诵多在人口”[24]。诗歌能“多在人口”,当然是通俗流利之作,而其内容能反映现实,批判时蔽,为民请愿,当然是批判现实之风,故而这个时期李绅的诗作当属于通俗易懂批判现实的诗风。

1.2.1.2通俗易懂批判现实的形成原因

那是什么使得李绅早年的诗歌体现出一种通俗易懂的风格而且还拥有批判现实的精神。探索其原因是多方面,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这与李绅的生活经历是有关系的,一个人的人生总是会打上其生活的印记,李绅也不例外,李绅虽然出身赵郡李氏,也有儒学传统;但他家道中落,他父亲仅做到县令,并且在他六岁时就已去世,到九岁时母亲卢氏也去世了,父母双亡,使他再也没有什么凭恃,现实生活把他抛到了悲惨的处境中。“初贫,游无锡惠山寺,累以佛经为文稿,致主藏僧殴打,终身所憾焉。”[25]而且,他又从小就见到自己的乡亲生活在困苦中,后来他从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之间,大多在外面游历,目睹农民终日劳作而不得温饱,对人民的生活感同身受,故而,李绅早年便以同情和愤慨的心情,写下了许多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特别是写出了千古传诵的《悯农》诗,就有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名句。并因此而得名。

其次,与元、白的密切交往对他的早年的诗歌风格的形成也是有一定的影响。李绅于德宗的贞元二十年(804),赴京应试时认识了同样是落榜生的元镇。后来宪宗元和元年(806),进京赴考时因为元稹的介绍,他又认识了与他同龄的太原考生白居易,三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态,并从此成为一生的挚友。自此之后李、元、白三人交游密切,在元、白的诗稿中多次述及到他们的友情与交往。例如:白居易晚年回忆他们三人在元稹处相聚的情形是:“靖安客舍花枝下,共脱青衫典浊醪。”[26]描绘的就是他们年少轻狂的一面。白居易《靖安北街赠李二十》谓:“还似往年安福寺,共君私试却回时。”[27]就记录了他们在一起为应试做准备,还举行“私试”的情况。可以想象,他们之间的文字切磋、诗歌唱酬那是必然的。他们在一起切磋诗文,还一起交流过对诗歌的看法,他们互相影响。如:贞元二十年元稹创作了《会真记》后,李绅听元稹讲述自己少年时的艳遇而“卓然称异”,而作《莺莺歌》四首,再如,后来白居易创作了《琵琶行》,后来李绅也在这基础上和诗《悲善才》,不但内容与风格受到影响,就其中描写音乐的手法也都受到白居易的影响。李绅见到白作,“默然心伏”[28]。当然,他们之间的交往并不只是李绅受到元、白的影响,他们的影响是双向的,在诗歌创作中,他们是互相学习,互相影响的。李绅的风格与思想内容也影响了元、白二人,就以新乐府而论,李绅首作“乐府新题”20首,元、白向李学习,元稹即和诗12首,白居易也随即写就了《新乐府五十首》,这才将新乐府运动推向高潮。

再次,李绅最擅长的诗歌体裁本来就是乐府歌行,虽然李绅少作多佚,我们无法一一进行分析,但我们可以引用旁证加以分析:元稹在自编诗集时,所收入的李绅作品,大多为 “新歌行”诗体:“当此之时,足下兴有余力,且欲与仆悉索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如张十八古乐府,李二十新歌行,卢、杨二秘书律诗,窦七、元八绝句,博搜精掇,编而次之,号为《元白往还集》。”[29]元稹还提到“李二十雅善歌诗”[30]而白居易也说李绅的诗体“尝自负歌行”[31];他自己的这些都证明李绅早年所擅长诗歌体裁为乐府歌行,特别是他用来铺排爱情故事,这本身就是对七言歌行传统的一种继承,使其发展得更加通俗化。这一诗体来源于汉乐府民歌,而汉乐府民歌原本就产生于民间,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至了西晋时仍被视为俗体,“体小而俗,七言类也。”[32] 后来乐府民歌中出现一些杂言七言体,到了初盛唐歌行蔚为大国,但最大的特点还是多用口语和俗语,语言通俗易懂、自由流畅,;在思想内容上又大多以反映了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而下层民众日常生活又以艰难与痛苦为主。这对他是颇有影响。故而李绅的诗作不但通俗易懂而且内容上也多有批判现实。

最后,李绅诗的批判现实的风格还取决于他的思想行为与性格特征。李绅诗句“自含秋露贞姿洁’,[33]“不随寒露换贞心”[34]前者咏莲,后者咏橘。莲与橘,在唐代以至之前的文人均将其视为品性贞烈的象征,李以莲与橘来反复强调此意,足以证明其对贞烈操守的关注。而其在李绮案中的表现更是证明其性格中的刚烈。与李同时的文学家沈亚之作《李绅传》,曾经对李绮案中李绅的表现做过这样的评价:

……绅职铸肘腋下,举动顾盼,有一不诚,测支体立尽众手。而绅亦不顾,而晓然自效如此,可谓临大节而不可夺者耶[35]

用“临大节而不可夺”来高度赞扬李绅的人格,这也是对李绅的“贞洁姿”、“贞心”的最好注释。这些行为特征必然会影响到李绅诗歌的批判现实的态度,虽然有时它的表现是间接的。

1.2.2抒发一几情怀诗风及其形成原因

李绅的《乐府新题》二十首虽然独辟蹊径,令人耳目一新,可惜的是,他没有象杜甫与白居易一样沿着这条批判而又通俗的路走下去。更甚者,后来在他编辑的《追昔游集》中更是没有收录二十首,锋芒毕露的《乐府新题》,而使得其散失而无从考证,也没有收录《悯农》诗。

李绅在他的《追昔游集》诗序中写道:“追昔游,盖叹逝感时,发于凄恨而作也。或长句,或五言,或杂言,或歌,或乐府齐梁,不一其词,乃由牵思所属耳。起梁溪,归谏署,升翰苑,承恩遇,歌帝京风物,遭谗邪,播历荆楚,涉湘沅,逾岭峤荒陬,止高安,移九江,泛五湖,过钟陵,氵斥荆江,守滁阳,转寿春,改宾客,留洛阳,廉会稽,过梅里,遭谗者,再宾客,为分务,归东周,擢川守,镇大梁,词有所怀,兴生于怨,故或隐显不常,其言冀知者于异时而已。开成戊午岁秋八月。”[36]段自序,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李绅会从最初的批判现实转变为更多的是流露一己之情。

1.2.2.1抒发一几情怀诗风

李绅后期的作品主要表现以下几方面:首先,李绅这期间的诗篇也有能从侧面反映出人民生活状况的,但大多都是为自己歌功颂德之作,而且从表达手法上没有前期直白如语,以致有部分“夸荣殉势”之作的出现,如《虎不食人》《宿越州》《到汴州三十韵》等,这些作品大抵写他在任上的功绩,没有深入的去探讨社会现状;其次,是颂美君王政绩、歌颂祥瑞的诗作,在这些诗作中曾多次出现了“凤诏”、 “宠诏”、“蒙恩”、 “圣恩”、“深恩”、“明皇”等,对皇帝一味阿谀奉承的词语,在诗歌内容上他对于皇帝的恩赐感激涕泠,对能够待奉皇帝感到万分荣幸。这方面的诗作,如借庆云祥瑞赞美君王:“苍生欣有望,祥瑞在吾君。”[37]、 再如“飞龙久驭宇,真气尚兴云。五色传嘉瑞,千龄表圣君。”[《上党奏庆云见》,P148)] 这些诗作都遣词造句力求典雅,对仗工整。如《到汴州三十韵》:“虎符三校列,鱼胄万夫迎。”“式宴歌钟合,陈筵绮绣并。”;再有,李绅前期常用的歌行体被律诗代替,后期诗作用得最多的体裁是排律与七律,由于律诗本身就比歌行更具有典雅的特色,讲究词采、音律和对仗工整,如 “九五当乾德,三千应瑞符。纂尧昌圣历,宗禹盛丕图。画像垂新命,消兵易旧谟。” [《趋翰苑遭诬构四十六韵》] 整首诗对仗工整,用词雅正,但是过于典雅的辞藻淹没了诗人本身的真情实感。同样他的另外一些作品如《登禹庙回降雪五言二十韵》、《真娘墓》、《庆云见》、《禹庙》等,也都体现了他这种典雅凝重的风格。最后,李绅后期诗作在思想感情和诗体上也发生了转变,而且最为明显的是在诗歌浯言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那种明白如口语的诗歌不见了,转而表现为典故经常入诗。如“捧日恩光别,抽毫顾问殊。凤形怜彩笔,龙颔借骊珠。掷地声名寡,摩天羽翮孤。”[《趋翰苑遭诬构四十六韵》] “捧日”用的是三国时程昱的典故;“凤形”用《史记》中的典故;“掷地”用《世说新语》中孙绰的典故。“望宋怜思女,游梁念客卿义夫留感激,公子播英名。”[《到汴州三十韵》]用一连串的典故,来宣布自己所施的德政,大量运用典故堆砌,其艺术表现自然就会雅正有余,而风韵不足。这样的例子在李绅的诗歌中比比皆是,如用黄帝事喻穆宗之亡的“坠剑悲乔岳,号弓泣鼎湖”;用《诗·曹风·候人》典讥刺小人掌权(宦官仇十良) 的“报国未知效,唯鹈徒在梁。”,等这些典故运用都十分注意词语的选用与锻炼,委婉含蓄,体现出一种与作者的身份相称的庄重气派。

1.2.2.2抒发一几情怀诗风的形成原因

李绅的后期诗歌中虽然也有通俗之作,但那种批判现实的内容却再也不见,没有了《悯农》诗中对劳苦大众深切关注的影子,也消褪《乐府新题》中针贬时弊的锐气,与早期的诗歌相比较,他后期诗作少了几分直白,多了几许典雅,雅化倾向十分明显的。这与诗人身份、地位的变化以及艺术手法等的变化有关,也与当时政局的变化及文化思潮有关,具体的说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

首先,李绅前后期诗歌风貌的转变受到当时的社会背景的影响,特别是与政治因素密不可分。从屈原开始,中国的士大夫普遍关心国事,他们继承和发展了那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文化思想,他们将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自己奋斗的座右铭。特别是到了唐代,诗人不但继承了传统士大夫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并在这基础上形成了以天下为已任的忧患意识。青年时代的李绅,正值宪宗的“元和中兴”时期,这是李绅一生中经历的国势最为振作时期。这样的社会是最能体现仕子的社会责任感,也能发挥“济天下”的报负。这是李绅最初二十新题词乐府创作的时代背景。但是,元和中兴就如“昙花一现”转眼就变成了一个藩镇割据、党派倾轧的混乱的局面,而且中唐这种长期混乱的政治局面,一直到李绅晚年都没有改变,面对唐王朝振兴无望,仕子们大多万念俱灰,心中充满绝望。当时的著名诗人如杜牧、李商隐等,都放弃了当年那种关注社会现实的热情,把诗情放回到一已情感的个人天地中来,怀古、咏史与爱情题材大量出现在诗歌中,而李商隐更是以无题而传世,那种体现民生疾苦,批判社会弊端的诗歌却越来越小。就连白居易也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晚年再也没有写过象“新乐府”那样指陈时弊的作品。同样,李绅也无法不受社会环境的制约,故而,他放弃了他前期的诗歌风格,转而关注自身,抒发一己情怀,在其晚年自编诗集《追昔游集》,不收批判现实的诗歌而主要收录的是后期那种追怀个人生活轨迹的诗歌。

其次,李绅中后期诗歌的变化还与他的为官经历中的多次贬谪有关。李绅一生都与牛、李两党的党争有关,因与李德裕交厚,而受到奸相李逢吉的排挤,贬谪江西观察使,后来又被贬为端州司马、江州长史、滁州刺史、寿州刺史等,频频被贬谪的命运,导致心灵的震颤。所以李绅不得不改变诗歌创作的风格,大多抒发了对自身遭遇的怨愤,如“洁身酬雨露,利口扇谗谀。”“坠剑悲乔岳,号弓泣鼎湖。[《趋翰苑遭诬构四十六韵》] 阴森鬼庙当邮亭,鸡豚日宰闻膻腥。”[《过荆门》]鸿叫离离入暮天,霞消漠漠深云水。”“何不驱雷击电除奸邪,可怜空作沉泉骨。[《涉沅潇》]等。这个时期的诗大多侧重于个人一已情怀的抒发,借表现逐臣的悲愤与感伤,来发泄自己无辜被害的怨愤,也体现了作者对现实失望后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卢燕平对于李绅诗歌的基调曾作过总体的概括:分析李绅诗歌表现的主要心态,也可见他是一个善于表现一己情怀的主观型诗人。”[38.]

再者,李绅的欲望,为官的欲望是他他创作风格转变的最主要原因。李绅本来是一个性格刚烈,极有胆识的人。《新唐书·李绅传》载:“……镝召绅作疏,坐前,绅阳怖栗,至不能为字,下笔辄涂去,尽数纸。镝怒骂日:‘何敢尔,不惮死邪?’对日:‘生未尝见金革,今得死为幸。’即注以刃,令易纸,复然。”这都说明李绅是一个不怕死的人。但是在混乱的政坛中,由于朋党之争,人人自危,李绅更是深受其害,几度贬谪。最终,“无欲则刚”,其为官的欲望克住了他的刚, “明哲保身”的思想占据了他思想的主流,他的《却过淮阴吊韩信庙》中“徒用千金酬一饭,不知明哲重防身”与《桔园》中“怜尔结根能自保。不随寒暑换贞心!”便是这种思想的流露。[39]无怪乎《追昔游集》中前期的诗还充满着愤怨,而这种愤怨到后来就荡然无存了。[39]对于官宦的痴迷远远大于对民生疾苦、社会时弊的关注.导致了李绅后来诗歌创作风貌的转变。[39]还有,也是更直接的原因,是他个人地位的变化。李绅晚年,李党得势,特别是开成三年后,李绅的仕途逐渐顺利,由观察使到节度大使,70岁时踏上了宰相的高位,李绅官位越来越高,而对待奉皇帝更是感到万分荣幸。由于地位的变化,沉浸于宦梦的李绅,当然写不出,也不再愿意写“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样的光辉篇章,他更热衷于写他在任上的功绩,为自己歌功颂德,如 “壶冰自洁中无玷,镜水非求下见鳞。[《宿越州天王寺》] ,在《虎不食人》中更是描写了在自己的治理之下甚至老虎都知人情不再食人。早年的俗事俗语自然被典雅华丽的词藻所取代了。其实,夸耀官秩的荣宠,是儒者所不能逾越的局限,杜甫不也自称家世“奉儒守官”吗?对侍奉皇帝的日子不也一再怀恋夸耀吗?这是积极入世、求为世用的儒者都必不可免的。只是杜甫没能做高官,给我们留下了更多有价值的诗篇;李绅得高官,诗作的价值却逐渐“缩水”。得失之间,明晰可判。[40]

可见,“文变染乎世情”[《文心雕龙。时序》],不但诗人的心理与时代及个的经验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而且同时又会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诗歌的创作,真实地反映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特别是表现在审美情绪与表现风格上。

作者:易代网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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